第一步：结合整地，增施粪肥。将腐熟充分的农家肥 （亩用量10方左右）均匀撒施在姜田，而后进行深耕翻地，深度在30厘米左右，使得粪肥与土壤充分混匀。其目的是打破土壤板结，活化土壤，提升地温，为大姜播种做准备。注：因今春气候干旱，若当地没有有效降雨，土壤干旱情况严重，建议先浇灌再深耕。　　

    第二步：调培姜沟，确定行距。使用挖沟培姜机，调培姜沟。为了给大姜创造适宜的土壤环境条件，促进根系下扎，保证姜块生长，姜沟要深挖，以35厘米为宜，同时建议培好姜沟后，再用划犁趟一下沟底，打破犁地层，利于根系下扎。同时，建议姜农在确定行距时，注意要采取宽行（沟与沟的宽度为55~63厘米）栽培，其好处，一是宽行能改善行与行之间的透风透光性，增强茎叶光合作用，利于产量；二是可有效避免培土时伤根过重，利于培育壮棵。三是宽行利于人为农事操作。　　

    第三步：沟施底肥，配方用肥。该项措施可在4月初大姜播种前一天或当天进行。建议沟施内含高活性生物菌的日本原装进口有机肥爱健壮丸或三都哈（亩用300斤左右）＋硫酸钾系列复合肥（亩用80~100斤）＋中微量元素正宝硅钙肥（50斤/亩），以保证底肥充足，平衡施肥，为姜棵生长提供充足的养分，避免中后期脱肥断肥，影响姜棵生长。注意与土拌均后再播种。

    总起来说，地块连作、姜种带菌、偏施氮肥、浇水不均等因素“加剧”了大姜死棵的发生。建议姜农朋友能从改善以上条件出发，综合预防根部病害、减少死棵。与此同时，生产中，一定要识别造成大姜死棵的发病症状，从而为“对症下药”防治病害提供有力保障。

    大姜腐霉根腐病，由腐霉菌引起。大姜茎基腐病，俗称“烂脖子”病，由以腐霉菌为主复合侵染引起。而大姜青枯病，又称姜瘟病，属细菌性病害。

    生产中，姜农易将腐霉根腐病与青枯病混淆，因两者均亦造成叶片叶尖发黄，植株枯萎，地下部变色、变软，腐烂。但是，仔细观察发现，腐霉根腐病发病初期叶片叶尖变黄褪绿，多从下部叶片开始，并由下而上蔓延，而青枯病多从上而下叶尖褪绿变黄。此外，前者在湿度大时，可观察发现茎基部及地下姜块长“白毛”；而后者用手轻轻一拔便能拔出，白色菌脓非常明显，恶臭味更刺鼻。另外，茎基腐病发病时，在大姜茎基部先出现大小不等的水浸状斑，后扩展由外向里腐烂，自下而上出现干尖黄叶现象，植株有倒伏状。

    根据侵染病原菌的不同，所选用的防治药剂有别。腐霉根腐病、茎基腐病可用50％氯溴异氰尿酸1000倍灌根防治，连灌2次，5天1次,防效理想。防治姜瘟病可选用链霉素、中生菌素、叶枯唑、加瑞农、王铜等药剂。

涉税事件成为近日公众关注的焦点，是公众所表现出的“仇税”心态的反映。无论是发轫于南京的“婚前房产加名税”，还是从北京而起的“月饼税”，皆蕴含着基层民众日益沉重的税负焦虑。

而对于一些本属正常调整的税收业务，亦已然被打上与民争利的烙印，而面对公众的质疑与不满，以及在舆论的“倒逼”之下，税务部门往往顾左右而言他，相互推诿或者发出模糊、有歧义的解释。

此前所发生的假的国税“47号文”，不仅大摆乌龙，大量媒体亦卷入其中，外界评论称“像个真的似的”进行以讹传讹的解读。

在此背后，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调查，导致如此局面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国税制结构并未紧随时代变化而更新，加之透明度不高，又导致不同收入群体纳税金额差别悬殊。

这也牵扯出另一个问题——税负公平如何实现？

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日益深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挑战日渐凸显，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也低于GDP的增速，而财政收入是远高于GDP的增长，一定程度上，这也要求税负公平问题应合理解决。

高收入行业漏税严重

“普通人发盒月饼要交月饼税，我代账的几个私营企业老板，什么消费都能通过公司账目上报销，老婆的化妆品、卫生用品、内衣裤、送人的礼品都开成办公用品，所有的餐费都拿来报销，一切的个人消费都能从公司报掉。数十万的工资奖金、上百万的股金分红，都有专门的税务筹划师来帮他以通过股权运作的方式避税，而普通的工薪族根本没有避税的机会。”谈及于9月1日实施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下称《个人所得税法》)，南京一家代账公司负责人李女士告诉本报记者。

根据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因提高了个税起征点，约6000万人将免缴个税，而此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曾在5月号《新财富》杂志上撰文表示，设计非常不合理的个人所得税制，事实上已经沦为工资税。

然而，即便《个人所得税法》已修订并实施，但上述南京李女士仍然认为，月收入低于3500元(扣除“三险一金”后)的工薪族不再缴纳个税对于普通人是利好，但是如果建立不起对高收入群体薪酬的有效监管跟踪体系，个人所得税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它沦为“工资税”的事实。

江苏省地税系统的一位官员说，对高收入人群的监控也受制于监控体系的薄弱，很容易使个税沦为工资税。

“我们下面的分支机构曾对辖区著名高校的商学院的教授、大医院的名医生、上市公司高管进行工资以外其他收入项的申报登记，但按人头发下去的申报表，返回来的都是他们工资单上的数字，没人填其他收入。有的名校商学院的院长、著名的外科医生年收入数百万元，但税务部门就是征不到税。我们对高收入人群的跟踪系统是个空白，这也是收入两极分化的真实写照。”南京一家区级地税分局的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他的话被南京一家名牌高校商学院会计系的教授所证实。

不久前，一次喝茶聊天时，上述会计系教授毫不避讳地告诉本报记者，今年上半年，各种讲课收入、兼职做独立董事的收入已超过100万元，“这还不算多的，院里过百万元的多了去，至于缴了多少个税，只有天知道。”

这位教授还举了一个商学院教授挣快钱的例子。现在EMBA和MBA火得不得了，像高尔夫一样成为“富人的校园俱乐部”。教授们给EMBA上半天课，院里开的讲课费是1.5万元，院长更高，一般是2万元。而给企业做独立董事，南京有个学院的副院长一人兼了七八家公司的独立董事。

“现在的独董，就是开开会、喝喝酒、举举手、分分钱，每家除了一年给5万～10万的费用，有的还能报销几万块钱的发票。”而个人所得税究竟缴了多少，上述教授同样毫不讳言地说“能避就避”，“税务局没人来管的”。

收入数据与现实悖论

从税务机关掌握的高收入人群来看，数字与现实亦大相径庭，反差强烈。

一份报告显示，江苏全省的高收入人群中，月收入为2万～4万元的群体不到1万人，而月收入为4万～6万的人群还不到3000人。

南京的一位税务稽查干部对本报记者说，这个数字还没有南京德基购物中心(一家高档奢侈品商店)的VIP会员多。

这反映税务部门掌握的个税纳税群体数据与社会应纳税群体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主要是手段原始落后，现在收入渠道太多，传统的统计手段有效性差。而这几年税收增长太快，个税在总收入中占比不大，税务部门也不太当回事。加之高收入人群的纳税遵从度低，法不责众。”上述税务稽查干部说。

这个问题不解决，个人所得税必然就成为横亘在百姓心头的工资税。南京农业大学经管院院长周应恒认为，如果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思路仍然停留在提高起征点以及减少征收的税率间隔上，远远解决不了当前个人所得税的根本问题。

江苏省2009年进行的一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调查显示，江苏城镇居民人均月度消费支出约为2013元。当时CPI还是负值，而今年的CPI已经“过六奔七”了，城镇居民的人均月度消费支出必然要高于这个数，过低的个税起征点意味着普通居民的日常消费行为都要课征个税，“月饼税”、“加名税”等种种合法不合理的怪事就不一而足，而高收入群体夜夜笙歌、花天酒地，在税收问题上却可以高枕无忧。

连续多年，中国的财政收入保持着30%的增长速度，去年突破了8万亿，今年可望突破10万亿。财政收入与GDP的占比创出历史新高，国库丰盈的同时，决策者应思考如何藏富于民。

从江苏财税收入主要税种构成分析看，1%的大企业缴了60%的税，2003年以来，全省主要税种收入的复合年增长率在40%以上。

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后，江苏全省交税人数不足200万，占总人数的约1/40，这一数字本身就说明，在中国经济数一数二的经济大省，大量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总体不高、增长不快，“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依然任重而道远。

完善制度设计

江苏省财政厅厅长潘永和不久前在与本报记者交流时表示，个税改革是以财政的“千亿让利”撬动内需转型迈出的第一步，从这次减税的主体来看，受益者主要是中低收入者，通过减税逐步实现低收入者不交税，中等收入者少缴税、高收入者多缴税的改革目标。

潘永和表示，减税落实到一些具体人头上，虽然还是“毛毛雨”，但减税实实在在地增加了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性收入，但要想税收制度对收入分配起到有效调节作用，光靠个人所得税改革显然还不够，必须要有更完善的顶层制度设计，必须不断深化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改善因结构不科学导致部分税负过高的问题，形成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税收制度。

潘永和认为，在做大财富蛋糕的同时，努力“分好蛋糕”，这就需要公共财政有更多的担当。

如何让公共财政有更多担当，潘永和解释称，如加大对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的投入，更大力度地关注民生、重视民意，努力维护社会公平，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要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上下工夫，在百姓收入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既要“减负”，更要直接增加百姓收入，让人们兜里的“活钱”再多些，钱包鼓了，消费才更有底气，从传统的外向依赖和投资依赖向内需拉动的转型才有抓手。

本报记者也曾在新加坡听导游心生敬畏地介绍过他们的税务局是如何在个人所得税上和有钱人打交道的。

这位导游表示，新加坡个税实行申报制，税务机关有自己完善的情报信息系统，能通过各种管道对重点关注的社会名流进行收入统计。你申报的数字如果与税务机关掌握的情况悬殊太大，第一次先退票，不作任何解释——好好想想，还有哪些收入“忘记”报了；第二次，如果还是不对的话，稽查核对通知书就到你门上了，约时间跟你对账。

“事不过三，如果出现第三次，对不起，会按原先税率的200%甚至更高进行惩罚性征税，并且公之于众。所以，知名人士谁都不敢与国家利益、公众利益对抗。”上述导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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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阅读：报告称大陆千万富豪平均39岁 京粤沪居人数前三

　　股票、基金、黄金、银行理财产品……百姓理财方式越来越多，理财渠道不断扩展。然而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也许只是“看起来很美”，真正能参与其中的相对有限，且收益不高。

　　普通老百姓需要学习理财知识，不但要知道能投资于什么产品，还要对个人资产有一个合理的整体规划。相关机构更应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的透明度。

　　理财知识跟不上

　　老百姓理财的意识虽然增强了，但多数人理财知识贫乏，只能懵懂跟风碰运气

　　北京市民张先生的爷爷，一辈子不知道理财是什么概念。最早是因为家里穷，根本没有闲钱。后来有点余钱了，张爷爷就拿到银行存定期：“一分一分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血汗钱，怎么舍得拿出去冒险，还是存银行稳当。”

　　相比于老一代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张先生的父辈日子宽裕了点，可供支配的余钱多了，理财观念渐入人心。张爸爸成了全家最早理财的人，上世纪90年代，他去银行排队买过国库券，还曾托出国的亲戚买了些美元存进银行：“当时美元最保值，可不容易搞到呢。只有少数出国的人才有换汇额度，否则只能上"黑市"，"黑市"红火着呢。”

　　到了张先生这一代，兜里的闲钱越来越多，理财意识逐渐强了起来。但多数人理财知识贫乏，只能懵懂跟风碰运气。

　　“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钱放在银行里不断贬值。再加上媒体经常讲各种投资理财的事儿，社会上已经形成了浓厚的理财氛围。我有同学大学期间就开始炒股了。大家都理财，我也不能落下。”张先生说。

　　然而说起理财知识，张先生却是不屑一顾。平时他选股，很少关注什么股票“指标”：“咱也是重点大学的硕士，也不是学不会那些知识，我是觉得没什么必要，炒股完全靠运气。”张先生说，“学知识还不如听消息。我每次操作，都是通过消息灵通人士了解什么股票可以买，大概能到什么价位。一般人家说能涨到40元，我37元、38元的时候就会卖掉，就这样操作，去年有差不多30%的收益。不过今年有两次我卖得不及时，赚的钱基本上又赔进去了。可是，我有个同学整天研究各种"线"，不也还是一样赔钱？”

　　张先生的“理财方式”是当下一些老百姓的普遍做法。

　　“价值投资不灵，学那点知识好像也没用。”陕西西安的于先生没少学理财知识，但收效甚微。他没少看炒股方面的书，经常看电视里的理财节目，还去听过“炒股牛人”的讲座，却也没有赚到钱，“实践证明电视讲座里讲的方法都没什么用，去哪儿能学到"真本事"啊？”于先生很困惑。

　　理财专家表示，在理财愿望增强时，不少人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缺乏理财知识，往往跟风炒股、买理财产品和基金，哪里火了就一拥而上，却少有对个人财富的整体规划。专家称，相对于高端客户聘请专业理财师帮助其规划财富，普通老百姓更需要学习理财知识， 自己打点财富，不但要知道能投资什么产品，更要对个人资产有一个合理的整体规划。

　　钱都让谁赚去了？

　　炒股票、买基金，老百姓总体上赚的少、赔的多，获利的只是少数人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小王一有余钱就到银行存活期：“你别笑，这种理财方式虽然老土，可收益比一些炒股票基金的人都多！”小王说的虽然是句玩笑话，却也道出了实情。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多数人都感到，老百姓理财，总体上赚钱的少、赔钱的多，获利的只是少数人、少数时候。

　　对北京市民田大妈来讲，炒股就是提都不能提的伤心事。田大妈是一家国企的普通工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了40多万元，打算给儿子买房娶媳妇。2007年，田大妈看中了西四环外的一个楼盘，当时售价是每平方米1.6万元左右。40万元做首付，只能买套小房子。而同事炒股票，几个月就翻了一番。田大妈想，干脆拿这笔钱来炒股，等40万元变成80万元，就可以“一步到位”买个大房子了。没想到，4年过去了，40万元变成了不到30万元，而楼房售价却变成了每平方米3万多元。田大妈连小房子也买不起了。

　　在一家网站工作的窦先生倒是大赚过一笔。2007年，窦先生发现一个同事买基金，天天都在赚钱，于是他也拿出几万元，跟着同事买了华夏红利基金，“没想到几个月就赚了1倍，那时候真是闭着眼睛都能赚钱啊！”窦先生说，“后来发现炒股赚得更快，我就把基金都卖了，投入了股票市场。第一次操作也很成功，当时全仓买的五粮液，十几元买的，二十几元卖掉，又赚了一大笔。”

　　可是好景不长，由于股市大势急转直下，窦先生之后的操作都失败了：“在顺境里呆惯了，总觉得股票还能再涨点，结果等着等着，股价就跌下来，再也没有涨回去。去年干脆就割肉卖掉了，当初挣的十几万元基本都还回去了。然后我就再没敢碰股票基金。”

　　两年前，外企白领刘先生用工作后的第一笔存款购买了中国石油、中国神华两只股票。“我当时想，一个是最大的煤企、一个是最大的石油企业，掌握的都是国民经济命脉，经营的都是供不应求的稀缺资源，买他们的股票肯定只赚不赔啊。没想到两家企业利润年年涨，股票价格却一路跌。反正这两个企业也倒不了，我也不急着用钱，干脆就给子孙留着，搞不好什么时候还能赚回来。”刘先生说：“周围的朋友同事就没听说有一个赚钱的，你说这钱都让谁赚去了啊？”

　　期待信息更透明

　　投资品种门槛高、信息披露不充分、产品宣传不客观

　　今年银行理财产品格外火爆，收益率节节上升，但与此同时，认购门槛也水涨船高。“以前5万元就能买一份理财产品，今年普遍是10万元。收益率高一些的起始金额更是居高不下，动辄要求50万元甚至100万元。”汪先生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职员，平时自己没有太多时间关注股市，就将自己资金投资于一些收益比较稳定的产品。可他发现，今年买理财产品越来越难了。

　　相对来说，银行理财产品还算是一种大众理财产品，其他不少投资品种门槛更高。

　　汪先生说：“今年全社会资金紧张，债券市场利率一路走高，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也想分一杯羹，但是由于门槛高，就只能看看了。比如今年国债逆回购的收益率就高过不少银行理财产品，但是老百姓要买的话，一手就得10万元，我们哪有这么多闲钱！”

　　信息披露不充分、产品宣传失实是普通投资者遇到的又一问题。最近，一项有关理财产品的调查显示，宣传失实是理财产品服务纠纷中的首要问题，占理财产品纠纷问题的57.5%。不少投资者表示，商业银行在销售理财产品过程中存在夸大收益、不充分揭示产品潜在风险、未对客户进行风险评估等问题。

　　去存款却被销售人员游说着去买保险、自己购买了理财产品的资金不知道投向哪里、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让人一头雾水、只说产品收益不提相关费用……种种不明不白只有当理财产品到期亏损时才搞清楚。

　　2009年12月，陈先生去一家银行存款，网点工作人员动员他买基金，当时工作人员一个劲宣传买基金的好处。最终陈先生买了两笔基金，每月查看网上银行公布的基金账户，总体上有正收益。然而没想到的是，到陈先生把基金赎回来时，却发现扣除银行收费后，不但没赚到钱反而亏了几百元。

　　“当初销售人员向我推销基金时，根本没有提及服务费，否则我就会综合考虑，再选择合适的赎回时间，而不是像现在一样白忙活。”陈先生说，“银行收费应该更加透明，各种条件、各种情况都要说明白。特别在招揽业务时，既要讲收益，也要讲明相关费用。”

　　近年来，居民投资性资产增长快于金融资产总额的增长速度，消费者权益意识也逐渐增强，对理财产品收益模式、风险程度和产品设计等信息披露的要求不断上升。

　　专家称，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的透明度是提升服务的关键所在，对客户提供相应风险提示，这远比减免几项服务费用更有实际效应。同时，要遵循公正诚实原则，严禁利用“霸王条款”等方式，在合同或法律关系中设置规避义务、转嫁风险和违反公平的条款，以保护投资者利益。

　　家庭理财方式知多少？（延伸阅读）

　　目前可供家庭理财的工具比较多，但每种产品都兼具优缺点，须慎重选择：

　　存款：安全性最强；但收益率太低，应对通货膨胀太弱。

　　债券：收益高于同期同档银行、风险小；但投资的收益率较低，长期固定利率债券的投资风险较大。

　　股票：可以获得长期、稳定、高额的投资收益，套现容易；但需面对投资风险、政策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

　　证券投资基金：组合投资，便于分散风险，套现便利；但风险对冲机制尚未建立，部分基金公司重投机轻投资，缺乏基本的诚信。

　　黄金和投资金币：最值得信任并可长期保存的财富，抵御通货膨胀的最好武器之一，套现方便；但若不形成对冲，物化特征过于明显。

　　外汇：规避单一货币的贬值和规避汇率波动的贬值风险，交易中获利；但人民币尚未实现自由兑换，普通国民还暂时无法将其作为一种风险对冲工具或风险投资工具来运用。

　　房产： 规避通货膨胀的风险，利用房产的时间价值和使用价值获利；但也面临投资风险、政策风险和经营风险。

　　寿险保障型产品：交费少，保障大，“四两拨千斤”；但面临中途断保的损失风险。

　　寿险储蓄型产品： 强化家庭经济中的避险机制，个性化强；但其预定利率始终与银行利率同沉浮。

　　寿险投资型（分红）产品： 具有储蓄的功能，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有一定的保障性并合理避税；但前期获利不高，交费期内退保，将遭受经济上的损失。

　　家庭财产保险： 花较少的钱获得较大的财产保障；但不保财产脱离了现代家庭对财产保险的多元化需求。

　　投资连结保险：能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一定的保险保障，合理避税，专家服务；但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前期的投资收益并不高。（商）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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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便利店 最高补贴3.3万

　　沉寂有相当时间的厦门便利店行业再起风云。最近，厦门业界曝出，厦门土生土长的见福便利店正在秘密洽购有台资背景的88优质连锁，由于88优质连锁的注册资本是400万美元，见福便利店的注册资本只有100万元，这宗并购被称为“蛇吞象”，但也正因为二者注册资本的这种不对称，目前这宗并购的节奏已被放缓。

　　并购事项秘密洽淡

　　“确有此事，两边已经秘密洽谈有几个月的时间了。”昨日，厦门一家商业零售连锁店的老板向导报记者证实此事。

　　这位不愿公开身份的厦门业界人士所称的 “两边”是指见福便利店和88优质连锁。导报记者了解到，见福是一家在厦门土生土长的便利店商业连锁，首店开张于2006年11月，由三位自然人股东共同出资组建；88优质连锁则是台湾统一集团在大陆的“孙子辈”嫡系企业，2004年底开始闯入厦门。

　　这位厦门业内人士把这宗秘密进行中的并购笑喻为“蛇吞象”。因为见福便利店的注册资本只有100万元，如果没有统一的品牌连锁管理，其业态模式和遍地开花的个体食杂店没什么两样；而88优质连锁一进入福建的注册资本就是400万美元。

　　据这位不愿公开身份的人士透露，此宗并购洽谈，其实从春节前一段时间就开始了，由于操作上的一些障碍，双方的谈判节奏在春节后开始放缓。

　　“由于这种注册资本的不对称，并且是内资企业兼并外资企业，双方的洽谈进行到细节操作时，才发现存在障碍。”厦门业界的这位知情人士称。

　　激烈竞争考验便利店

　　“如果企业能够挣钱，谁愿转让？”上述业内人士称，“目前厦门主要有四家已经初具连锁规模的便利店：悦士、见福、88和倍顺，只有一家盈利状况较好，另一家发展态势不错，但目前也只能勉强盈利，另外两家近两年的经营状况非常不理想，有一家多年来的积累亏损已经超过千万。”

　　厦门市场的格局变幻似乎也在佐证着这样的观点。据悉，在2007年，悦士25家店，88优质和倍顺门店数量相差无几，都在25家上下，见福便利店只有11家。现在，悦士门店总数刚超过50家；见福变成排名第二，包括装修中的门店共48家；88优质退居第三，门店数量不到40家；倍顺门店数量在20家上下。

　　“管理2-3家店谁都会，管理20家店就是一个门槛，管理50家店又是一个门槛。”在厦门业内人士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考验管理水平的行业，行业只有微利，但竞争非常激烈，购物中心、大型超市的竞争半径可能是一公里，但便利店的竞争可能不超过100米，一个路口可能会同时出现多家品牌便利连锁店。

　　香烟禁售逼窘外资便利店

　　一方面，残酷的竞争考验着便利店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从2009年4月1日开始执行的“外资超市禁卖香烟”政令，则直接把外资便利店逼进了窘境。

　　“香烟的零售额可以占到整个便利店销售额的30%，其中很大一部分利润就来自于香烟。”见福便利店厦门长青一店的一位人士用数据表明香烟零售特许经营对于便利店的重要性。

　　导报记者调查发现，香烟零售比重在见福长青店如此，在整个行业中亦然。

　　一纸政令把88优质连锁和倍顺堵在了香烟零售特许经营的门外，不过，两家外资企业应对这项政令的态度则出现迥异。导报记者昨日在禾祥东路倍顺奔马店看到，这家倍顺店的企业性质已在2010年完成变更，此前的外资企业变成了内资；在周边的88优质的多家连锁店，香烟则被陈列在不透明的柜子中，有顾客问及才会开柜展示，几家88店只在金瑞店可以看到挂有香烟特许经营许可证，但许可证体现的经营主体和法人代表，与营业执照的并不一致。

　　为求证并购案的真实性以及其它细节，上周五和本周一，导报记者两次到金瑞店二楼的88优质连锁管理总部，但办公室的人员甚至连办公电话也不愿提供。

　　在永同昌大厦三楼的厦门见福便利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利对于并购一案则不置可否，只是淡淡表示，“现在不方便透露”。（谢嘉晟/文 吴晓平/图）